西安城南凤栖原畔的护国兴教寺，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墓塔所在地。自从玄奘灵骨历经周折又重新回到这里之后，更为僧俗大众所共瞩目瞻仰。

玄奘灵塔
　　六六四年（唐麟德元年），玄奘大师圆寂于铜川玉华寺，遗体奉旨运回长安，先安置在大慈恩寺翻经院内，然后初葬于白鹿原。安葬之日，京城附近五百里内，百万人送葬，夜里庐宿墓旁的达三万余人。白鹿原上的墓地在大明宫即可望见，因而常引起唐高宗的思念伤感，乃于六六九（唐总章二年）敕令迁葬于樊川凤栖原北岗，并修建护国兴教寺和造塔供奉。
　　樊川是唐长安城南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也是佛教寺院集中的地方。兴教寺与华严寺、香积寺等并称樊川八大寺，兴教寺居八寺之首。寺建成以后，屡遭兵火，各代也屡有修葺，十九世纪后期清同治年间，寺内殿舍全为兵火所焚，惟三座灵塔幸存。一九二二年再度重建，故寺内殿舍屋宇大都是近代的建筑。
　　兴教寺大殿飞檐凌空，内供元铸千佛绕毗卢铜佛像，庄严精美。殿四壁镶有《金刚经》刻石。殿后东西两排僧房，组成四合头院落，院内广植松竹，四时花卉，清幽宜人。大殿两侧各有跨院，东跨院有五楹藏经楼一栋，收藏有明清刻印的梵匣本佛经及近代影印藏经数千册，还珍藏有巴利文贝叶佛经，缅甸雕刻的白玉弥勒佛像。
　　西跨院名慈恩塔院，在苍翠的古柏丛中，三座墓塔做品字形参差耸立。中间最高的一座是玄奘的灵塔，塔身通体用青砖砌成，做四角锥体，高二十三米，共五级，平面呈正方形，底层边长各五米。塔面做仿木结构，用砖砌做扁柱、栏额及斗拱，均分作三间。塔檐叠涩砌出，檐下均饰两层菱角牙子。次层以上塔心实砌，不能登临。玄奘灵塔造型庄重稳固，装饰简洁明快，是中国历代高僧塔中，最为壮观者，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塔的底层北壁镶有唐文宗时刻的《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记述了玄奘的生平事迹，底层南面有一个拱形券洞，龛内有玄奘的泥塑像。玄奘塔左右各有形式略同的三级砖塔一座，均高约七米，塔下均有石刻塔铭和泥塑像，两塔二层，南面分别镶嵌砖刻"基师塔"和"测师塔"匾额，是玄奘弟子窥基和圆测的灵塔。窥基塔先建，圆测塔则在宋代迁葬时，仿照窥基塔的形式修建的。如此，两位弟子又像生前一样，陪伴在大师身边。
　　三塔北面有三间刹殿，殿内陈设玄奘及其两位弟子的线刻像及像赞。其中《玄奘负笈图》最为人称道，图中的玄奘大师赤足芒履，身负满载佛经的行笈，前悬灯盏，生动地表现了玄奘日夜兼程、坚定取经的形象，使人们对这位跋涉数万里、历尽艰辛的文化交流使者产生由衷的崇敬和钦佩。《玄奘负笈图》原本为宋代无名氏所绘，原画现藏于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内。
　　玄奘大师的灵骨被后世争得七零八落，分藏的经过十分曲折复杂。玄奘的顶骨舍利在一九四三年春被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掘出，日军原欲全部掠归日本，迫于舆论压力，将舍利分为三份：一份运日本，一份留南京，一份送北平，这些顶骨舍利以后因多次分送移供，现今分布在世界上十二个地方供养。

唐僧取经
　　《西游记》中的唐僧懦弱无能，但是佛教史上真实的唐僧玄奘法师则与大不相同，玄奘才智出众、毅力过人，孤身行程二万五千余公里，来到印度的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留学，以自己的辩才和智慧赢得了全印度僧俗大众的崇敬，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玄奘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留学生，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但以前人们对他大多不了解，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士大夫不知玄奘，孺子妇人倒知道有唐三藏。"
　　玄奘（六0二～六六四年），俗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玄奘少时因家境困难，跟着二兄长捷法师，住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就熟习《法华》、《维摩》。十三岁时洛阳度僧，得以破格入选，其后又习《涅槃》、《摄论》。隋末中原大乱，名僧多聚蜀地，遂往成都求学，三五年间，究通者部，声誉大著。二十二岁时沿长江东下游学，讲《摄论》、《杂心》，使淮海一带名僧大德闻风来聚，执礼甚恭。
　　六二七年（唐贞观元年）玄奘来到长安，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很快穷尽各家学说，声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千里驹"。但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特别是当时流行的《摄论》、《地论》有关法相之说不能统一，很想得到总赅三乘学说的《瑜伽师地论》，乃立誓往印度求法。那时出国之禁很严，玄奘正式上表要求赴印，未得许可；六二九年（唐贞观三年）因北方连遭灾害，朝廷准道俗四出就食，才得以西行。
　　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兰州、凉州、瓜州，一路结伴而行，但自夜渡瓠（瓜+卢）河之后，其他人或亡或逃，玄奘只身越过玉门关，跋涉五烽，进入了莫贺延碛大沙漠，在四百公里鸟兽绝迹的大沙漠中迷了路，水尽粮断，几乎丧生。玄奘到达高昌，国王挽留他做国师，玄奘坚持西行，甚至绝食相拒。继续西行，历经艰难险阻，经过西域十国，越大雪山，直到邻北印度的迦毕试国，从此东行，进入北印度境内。当时印度或五天竺，大小七十多个王国。玄奘遍游五印度，广学诸派经论，如此且行且学，终于到达目的地那烂陀寺，时为六三三年（唐贞观七年）。
　　那烂陀寺规模宏大，常住僧四千多，加上客居僧俗，共逾万人，当时由德业超卓的戒贤法师主持。玄奘入寺时，那烂陀寺四大德出面欢迎，二百余僧众和千余施主手捧幢盖华香，赞叹围绕迎引。玄奘拜戒贤为师，戒贤对玄奘格外器重，相见恨晚。高龄的戒贤已多年不讲法了，但应玄奘之请特为开讲《瑜伽师地论》，同听者数千人，前后十五个月才讲完。
　　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大小乘各种经典以及婆罗门教典籍，可谓于学无所不窥。以后，玄奘又到印度各国求法巡礼，还独得印度天才的佛教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回那烂陀寺后，戒贤深知玄奘已经学有成就，便命他给众僧讲《摄大乘论》、《惟决择论》。当时某有名的论师也在那烂陀寺讲学，并反对有宗《瑜伽师地论》的思想。玄奘因此写了《会宗论》三千颂，受到戒贤与僧众称赞，该论师羞惭得退出了那烂陀寺。又有某顺世论学者写了四十条经义，悬挂在那烂陀寺门口挑战，并宣称："若有能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应战，最后玄奘出来对四十条经义逐一批驳，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位小乘论师写了篇《破大乘论》，要与那烂陀寺僧众论战，玄奘为申大乘教义，作一千六百颂《破恶见论》来批判其观点，那篇论文在那烂陀寺发表后，僧众无不赞叹。
　　玄奘实际上已成了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玄奘的成就引起印度各国国王的注目。玄奘决定回国之前，应戒日王邀请，在曲女城召集全印度无遮大会（无论僧俗、上下、贵贱一律无遮拦地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法会），与会的有五印度中的十八国国王、三千多婆罗门及耆那教信徒、一千多那烂陀寺学僧及官、民、僧、俗共约几十万人。大会由戒日王主持，以玄奘所著《会宗论》、《破恶见论》为标宗，任人破难，并宣布"有能破偈者，当截舌而谢之"，玄奘高踞狮座，陈义立宗，结果"凡十八日，莫敢当者"。于是玄奘声冠五印，得到大小乘诸派和俗众的一致推崇景仰，大乘人尊之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之为"解脱天"，视之为佛教护法神。九世纪初来华的日本僧金刚三昧游历印度时，还看到中印度佛寺中，都画有以彩云烘托的玄奘所用之鞋、匙、箸，"每至斋日辄膜拜焉"。在日本，有一些佛寺也将玄奘与佛的大弟子阿难一起供为护法善神。
　　其后玄奘应邀参加了钵罗耶伽国举行的万人无遮大会，经七十五会毕，最后辞别东归，沿原来路线经西域诸国，于六四五年（唐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取回经典六百五十七部。玄奘返回长安时，受到唐太宗的隆重迎接，从朱雀街到弘福寺之间，文武百官，僧尼百姓，烧香散花，夹道欢迎。
　　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等地译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超过了与他并称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四大家的鸠摩罗什、真谛和不空三家翻译数量的总和。所翻译的经论以法相惟识学为中心，译出瑜伽行派一本十支各论，如《瑜伽师地论》、《成惟识论》，又译出小乘有部的《俱舍》、《婆沙》等阿毗达磨（论书），还在玉华寺译出《大般若经》。玄奘的佛经翻译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通言华梵，妙达文鉴"，对佛教各派理论研究精深，所以主持翻译的经论，行文流畅，最能表达原义。玄奘开一代新译风，使中国的佛经翻译进入了更高阶段，这个阶段翻译的经论称新译，以前所译称旧译。玄奘的翻译作品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
　　玄奘还根据唐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指示，由玄奘口述，弟子窥基笔录，将十七年艰难求法行程中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都城、地区、国家的各种情况，整理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一部要籍，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推崇。

百部疏主
　　玄奘回国后，致力于译经、讲法和创宗立说，同时还培养了大批的法相惟识学者。玄奘弟子中以慈恩大师窥基（辩机，六三二～六八二年）、西明寺圆测（六一三～六九六年）最为有名，其中窥基对发扬宗义成就多、影响大，被列为正统，圆测则因见解与窥基多有出入，一般不列在嫡传之内。圆测是新罗国人，幼年出家，十五岁游学长安，先从学于法常，僧辩，后为玄奘弟子，又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入译经馆。圆测著《解深密经疏》被法称译为藏文，其思想屡被西藏宗喀巴引用，对藏传佛教有一定影响。圆测的弟子道证、胜庄等，传扬其学说，使法相宗在新罗盛极一时。
　　窥基，俗姓尉迟，长安人，出身高官之家。玄奘初遇到他时，见其资质不凡，决意收他为徒，但窥基不愿出家。玄奘禀告唐太宗，诏命窥基出家。窥基只得勉强答应，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持日中一食的戒律；二、不断酒肉；三、要美女陪伴他出家。玄奘一一都答应了，因此窥基往弘福寺削发出家时，载了一车美女、一车肉、一车酒同行，当时长安居民称他为"三车和尚"。窥基来到寺前，听到钟鼓声鸣，忽然觉悟，即将三辆车子退回家去，从此一心一意投身佛门之中。
　　窥基聪敏博学，才华横溢，勇于创新，深得玄奘器重，担当主笔受重任。印度世亲晚年著有《惟识三十颂》，因身体不及，未能为颂做出解说，后世学者护法等十大论师根据各自见解，对三十颂作了注释。玄奘本想将十大论师的注述一一译出，窥基感到十家见解纷纭，难以得知惟识精义，建议将十家之言综合糅译成一本，玄奘接受了窥基的意见，遂以护法之说为主，参酌其他，集译成法相宗的重要论典《成惟识论》。
　　窥基得玄奘宗、因、喻三支立破之意。窥基全力从事著述，善于提纲挈领，建立体系，直绍玄奘所传，融会贯通，加以发扬，著作阐发法相宗的精义。窥基著有《惟识二十论述记》《瑜伽师地说略纂》、《大乘百法明门论解》等四十三部。因著述繁丰，人称"百部疏主"。窥基是法相宗的完成者，其《成惟识论述记》，弟子慧沼的《成惟识论了义灯》，慧沼弟子智周的《成惟识论演秘钞》，被称为"惟识三大部"是修习法相惟识的心读之书。
　　法相宗理论深奥，是唐代佛教八大宗派中哲理性、思辨性，逻辑性最强的宗派，曲高和寡，因而习承者渐少，传至智周弟子如理以后即逐渐衰微，间有学者而已。法相宗随日本留学僧来华而传至日本，并出了很多学者。在中国直到明清的王夫之、龚自珍，近代的梁启超、章炳麟、欧阳渐、太虚等，才复起对法相宗的竞相研习。法相宗作为印度大乘佛教发展成熟时期有宗惟识学说在中国的继承者，在论证中运用佛教的因明（逻辑学），体系严密精致，对后世学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